西域(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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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英文名：Western Regions），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半岛乃至更西的地区。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始置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野云沟附近）。统辖西域三十六国，哀平之际增至五十余国。随着唐朝势力向中亚、西亚扩展，从前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唐朝建立以安西大都护为核心的安西四镇等一系列军政建置，并推行郡县制度。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平定高昌国，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吐鲁番市交河故城址），管理西域地区的军政事务。唐朝时的西域，具体而言是中亚的中亚河中地区地区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西夏（1038-1227）是党项族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权，占据今新疆、青海、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陕西省等省的部分地区。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在以高昌为中心的畏兀儿地方设“提刑按察司”，又称“霍州市（今吐鲁番）畏兀儿按察司”，主管当地农桑事宜。至正七年（1347年），秃黑鲁帖木儿于阿克苏市即汗位，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西域各地又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领地。洪武五年（1372年），元朝势力已被明朝的北伐军赶到了草原。两年后，明廷派军抵达嘉峪关，招降柴达木盆地的撒里畏兀尔部众，在当地设置安定、阿端和曲先3个卫所，并增设了罕东卫。永乐年间，嘉峪关以西又多了沙州卫、赤斤蒙古卫、哈密卫3个卫所，组成了“关西七卫”。乾隆年间，准噶尔汗国部因争夺汗位发生内讧，乾隆果断出兵，用四年时间消灭准噶尔割据政权残余势力。此役完全恢复了汉唐以来对天山南北路的治权。乾隆把这片失而复得的疆域命名为“新疆”，并立碑纪念。清代的“西域”的范围东起敦煌以西，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南至拉萨界，北至俄罗斯地界。

释义

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且，不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提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

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半岛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它是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

历史沿革

汉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的行政机构。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始置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野云沟附近）。统辖西域三十六国（哀平之际增至五十余国）。新养天凤三年（公元16年）后西域不通，都护亦废。都护府的设置标志着西汉王朝对西域统治的正式确立，同时对促进中原地区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发展西域地区的生产、保护东西商路畅通，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西域是汉时对西域诸国的概称。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它们是羌、皮山、桃槐、尉犁县、楼兰、乌耗、休循、危须、且末、西夜、捐毒、焉耆、小宛、子合、莎车县、姑师、精绝、蒲犁、疏勒国、墨山、戎卢、依耐、尉头、劫、扦弥、无雷、姑墨、狐胡、渠勒、难兜、温宿、渠犁、金玉国、大宛、龟兹、乌垒等。哀平之际，分为五十余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这些国家大的有几十万人，小的只有几千人。先被匈奴役属，刘彻派张骞通西域后，始与中原相通。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置西域都护，统辖西域三十六国。

东刘庄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车都尉窦固北击匈奴。班超投笔从戎，担任假司马。他率领一支军队攻击伊吾，取得蒲类海大捷。窦固认为班超有帅才，派遣他带三十六人出使西域。班超到达鄯善国，鄯善王起初对他礼遇有加，但后来态度突然冷淡。班超察觉到这一点，怀疑是因为匈奴使者到来，使鄯善王犹豫不决。他提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夜间发动突袭，成功消灭了匈奴使者及其随从，迫使鄯善王归附。不久，由于班超的成功经略，西域诸国纷纷归附，东汉重新建立了西域都护府，以陈睦为都护。

西域都护是汉代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西汉，"都护"是加在其他官职之上的职称，通常由骑都尉兼任，俸禄相当于二千石官员；东汉时期则成为单独任命的官职。刘彻、刘弗陵时期，朝廷经常在渠犁、轮台县一带屯田，设置使者校尉负责统领和保护这些地区，为往来的使者提供补给。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朝廷派遣侍郎郑吉到渠犁屯田，与匈奴争夺车师地区。郑吉立下战功，升任卫司马，奉命保护楼兰以西的"南道"各国。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先贤掸投降汉朝，郑吉奉命发兵迎接，从此"北道"也畅通了。朝廷于是任命郑吉为骑都尉，同时保护车师以西的"北道"各国。因为郑吉总领南北两道，所以称为"都护"。"都护"这个官职就是从这时开始设立的。

西汉时期，都护的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与铁门关市的屯田官署相邻，屯田都尉归都护管辖。都护开设幕府办公，下属官员有：副校尉一人，俸禄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二人。都护的职责是统领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的城郭诸国，同时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游牧国家，颁布执行朝廷的命令。各国如有叛乱，都护可以发兵征讨。乌孙与汉朝结为姻亲，因此特别亲近依赖都护。从郑吉到王莽时期，都护一职连续设置不曾中断，前后共有十八人担任，史书上记载姓名的有十人。汉宣帝时期有郑吉；刘奭时期有韩宣、甘延寿；刘骜时期有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刘衎时期有孙建、但钦；新朝时期有李崇。到了新朝末年（公元23年左右），西域发生动乱，李崇死在龟兹，于是撤销了都护一职。

东汉刘秀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十八国请求重新设置都护，光武帝没有同意。刘庄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朝廷才任命陈睦为都护。第二年，焉耆、龟兹两国叛乱，联合进攻并杀害了陈睦，于是撤销了都护之职。刘肇永元三年（公元91年），将兵长史班超平定了西域，朝廷于是任命班超为都护，驻扎在龟兹境内的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具体地址不详）。永元十四年，班超返回洛阳市。继任都护的有任尚、段禧。刘祜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发生动乱，朝廷征召段禧返回，从此不再设置都护。到了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班勇再次平定了西域，于是以长史之职代行都护的职责。

唐朝时期

随着唐朝势力向中亚、西亚扩展，从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建立以安西大都护为核心的“安西四镇”等一系列军政建置，并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平高昌国，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吐鲁番市交河故城址），管理西域地区的军政事务。唐朝时的西域，具体而言是中亚的中亚河中地区地区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但西域的政治军事功能与汉朝相同，都是作为“内地”的屏障，并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过程中，唐、汉各自的西域地区也确实起到了政治缓冲作用。唐朝广义的西域概念比汉朝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而在汉朝广义西域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宁远，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

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东曹，今乌拉提尤别。

西曹，位于今撒马尔罕西北。

东安，位于今撒马尔罕西北。

素叶川，亦作素叶水，在今哈萨克斯坦。

那密水，今中亚柴拉史善河。

何国，位于撒马尔罕西北。

米国，在撒马尔罕西南。

史国，在今撒马尔罕西南的沙赫里夏勃兹。

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

毕国，在今布哈拉西南。

阿姆河，即今阿姆河。

辟叶川，即楚河。

波密罗川，即今帕米尔高原的木尔加布河（阿姆河支流）。

伊塞克湖，即伊塞克湖。

商弥，在今巴基斯坦马斯图季与特拉尔之间。

活国，其地在今阿富汗北部昆都士附近。

火寻，在咸海南的基华一带。

成地，在今布哈拉西南。

识匿，即今帕米尔的锡克南。

小史，即今布哈拉东南的卡尔希。

俱密，其地在今Karategin的苏尔哈布河流域护蜜，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瓦汉地区。

铁门，即铁门关，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杰尔宾特西约13公里，为古代中亚南北交通路线所经，形势险要。

劫国，在今阿富汗喀布尔北面。

大勃律，亦作布露，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巴勒提斯坦小勃律，在今巴基斯坦东部亚兴河流域。

梵衍那，亦作巴米扬，在阿富汗喀布尔西北。

谢爬，今阿富汗的加兹尼。

迦罗弥罗，亦作个失蜜，克什米尔。

摩揭陀，约当今印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加雅地方。

稜伽山，斯里兰卡岛的主峰，或泛指今斯里兰卡。

波刺斯，即今伊朗。

阿拔斯王朝，指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s），西方文献称之为东萨拉森帝国，中国史籍称之为黑衣大食，因其衣尚黑，故称。最盛时领土横跨亚、非、欧三洲，首都巴格达。1055年塞尔柱帝国突人占领巴格达，1258年因蒙古族入侵而亡。

倭马亚王朝，指乌梅雅朝的人，因其衣尚白，故称拂称，指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或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战役（今Islanbul伊斯坦布尔市）。

波斯，在西亚的波斯，应即波刺斯，今伊朗。

老勃萨，即今伊拉克的巴士拉。

磨邻，故地或谓即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或谓即今北非摩洛哥一带，原名Maghrib，即马格里布之略。

参考资料：

宋夏时期

宋朝立国后，并未达到隋唐帝国曾经拥有的疆域与国力，在北宋（960-1127）时期，其西北、东北地区分别有西夏、辽两大劲敌，南宋（1127-1279）更是偏安江南，将北方拱手让给西夏与金。当时，中国西北方的西域及中亚长期处于割据政权统治之下，曾经对丝绸之路交通与经贸、文化交流产生过影响的主要有西夏、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西辽等少数民族政权。

西夏（1038-1227）是党项族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权，占据今新疆、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陕西省等省的部分地区，一度与北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由于其地处于北宋王朝的西北，故称西夏。河西走廊处于西夏境内，是西方的中亚、回鹘商人与宋、辽、金贸易最便捷的通道，因此西夏对丝绸之路主干道具有绝对的控制权。

旧史中多有西夏切断了西域与宋王朝的联系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西夏李德明赵元僖常截留回鹘贡物，又多次派兵侵扰回鹘政权。赵恒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西夏赵光义赵德明派苏守信率7000多兵卒、5000匹战马，攻占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武威郡，阻绝了回鹘与宋的交往。《西夏史稿》称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赵德明又劫掠甘州回鹘赴北宋的朝贡使。

西辽（1131-1218）政权是辽朝灭亡后契丹余部建立的政权，最盛时的领土兼有中亚大部。西辽汉化极深，在其立国的88年中，有先后五代十国君主，都有文言文年号。在其国境内，很可能并用汉文与契丹文。该国经济生活中也多见汉文化的影响。西辽（公元1218年），辽人耶律楚材描述说：“又西濒大河有斑城者颇富盛。又西有搏城者亦壮丽。城中多漆器，皆长安题识。”西辽（公元1221年），李志常随道士丘处机西游，在伊犁河谷地区，见当地土人用瓶取水，顶在头上而归。后见到中原汲水之器，喜曰：“桃花玉诸事皆巧。”桃花石，即指中国与汉族，说明中原取水的辘轳等工具制作使用技术已传至西域，丘处机师徒又来到中亚的撒马尔罕，见此城中原有的10万余户，经历战乱后，存者仅四分之一。其中大多为回鹘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辽朝、河西等。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城中”。由于西辽占据丝绸之路的中亚要道，故对汉文化在西域与中亚、西亚的传播有着深远影响。

元朝时期

元朝建立后，以海都、笃哇为首的西北宗王势力与元朝中央政府之间，在西域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县）、哈剌火州（今吐鲁番盆地）、斡端等战略要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平叛过程中，元朝政府先后于各要地派军屯戍，设立军政机构，以加强对当地的管理与控制。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朝在以高昌国为中心的畏兀儿地方设“提刑按察司”，又称“霍州市（今吐鲁番）畏兀儿按察司”，主管当地农桑事宜。同年，命“阿老瓦丁将兵戍斡端”。次年，又“以忽必来、别速台为都元帅，将蒙古军二千人、河西军一千人，戍斡端城”；又“发探马赤军一万人，及夔府招讨张万之新附军，俾四川省西道宣慰使也罕的斤将之，戍斡端”；同时设置“斡端（和田）宣慰使（司）元帅府”，负责当地驻军的屯戍及其他军政事务。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改畏兀儿境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负责处理畏兀儿地方的军政事务。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设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地宣慰司”，宣慰司“掌国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同年，派遣阿塔海率军屯戍曲先（库车市），汉都鲁迷失率领甘州新附军进驻斡端。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以总之”。但是，这一切都随着元军在关键的火州之战中的失利而迅速瓦解。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元朝政府不得不做出罢撤斡端宣慰使司元帅府的决定。此后，元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势力退出了西域绿洲地区。察合台汗国最终控制和占有了西域绿洲地区，元朝政府则只保留了获取高昌国畏兀儿地方葡萄酒贡品的权利。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朝中央政府曾一度恢复了对于吐鲁番市、哈密市的统治，在哈剌火州设立总管府。但随即在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又丢失了这一地区。《元史》记载，当时“西番盗起，凡二百余所，陷哈剌火州”。同年，秃黑鲁帖木儿于阿克苏市即汗位，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西域各地又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领地。

明朝时期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元朝势力已被明朝的北伐军赶到了草原。明廷准备一鼓作气扫平北元，没想到中路军和东路军受挫退回，只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成功打通河西走廊，结果主帅冯胜和傅友德鉴于补给困难，加之听闻其他二路兵马退军的消息，并未在河西走廊驻守，修建了嘉峪关后便撤军而还。两年后，明廷再次派军抵达嘉峪关，招降柴达木盆地的撒里畏兀尔部众，在当地设置安定、阿端和曲先3个卫所。虽然中途因叛乱废弃了一段时间，但明廷仍在嘉峪关以西继续经营，并增设了罕东卫。到了永乐年间，嘉峪关以西又多了沙州卫、赤斤蒙古卫、哈密卫3个卫所，组成了“关西七卫”。其中朱棣十分看重哈密市的战略地位，册封脱脱为哈密忠顺王，作为明廷在西域的桥头堡。

清朝时期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称为“西域”。乾隆年间，准噶尔汗国部因争夺汗位发生内讧，乾隆果断出兵，用四年时间彻底消灭准噶尔割据政权残余势力。此役战果丰硕，“拓地二万余里”，完全恢复汉唐以来对天山南北路的治权。乾隆把这片失而复得的疆域命名为“新疆”，并立碑纪念，在乾隆来看，新疆应该被编入《一统志》。

续修《一统志》精心谋划各卷编排体例，以突出乾隆君臣的疆域观。他们在初修《一统志》的基础上增加了“西域新疆统部”，将“外藩蒙古统部”改为“新旧藩蒙古统部”。并在卷末增补四卷，辑录朝贡诸国，明确指出朝鲜、安南、俄罗斯等为域外之国，与边疆地区做出区分。如果说康熙早年初修《一统志》的目的是彰显明清易代的中华正统，那么，乾隆续修《一统志》则是宣告所有边疆地区被纳入王朝版图的权威合法性，昭示“六合一家”。

随着乾隆驾崩，清代百年盛世图景缓缓下落。作为接棒者，爱新觉罗·颙琰自然希望盛世延续。此次重修《一统志》资料止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把全国各地的建置沿革、职官、户口、人物等划一记载，以进一步深化疆域一统观念。从区域名称的变化来看，最大的改动在北部和西北边疆。此次重修《一统志》，增设“乌里雅苏台蒙古统部”，改“西域新疆统部”为“新疆统部”，改“新旧藩蒙古统部”为“蒙古统部”。

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俄罗斯帝国趁机侵占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西北边疆岌岌可危。在清廷内部“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出生于湘阴县的左宗棠，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始终坚持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的战略主张。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左宗棠率领以湖湘子弟为主的六万大军，“抬棺进疆”，开启了收复新疆的征程。在军事部署上，清军采取“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在湘军将领刘锦棠的指挥下，先后攻克达坂城区、托克逊县和吐鲁番盆地等战略要地。至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一月，清军彻底击败阿古柏势力；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通过《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疆全境收复。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左宗棠向朝廷提出在新疆改革军府制度，建立行省、郡县制度的主张。清政府于1884年设立新疆省。清代的“西域”的范围位东起敦煌以西，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南至拉萨界，北至俄罗斯地界。

人口

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的接触中，必然存在碰撞和冲突。文字往往产生于社会复杂化程度较深的地区。其扩散会导致两种情形：一是文字被接受表达当地语言，这是早期丝绸之路最为常见的情形；二是当地语言和文字被取代。但消亡的语言通常会留下一些痕迹，如某些发音方式的特点，当地地名或特有地貌、物产的名称等。

磨合是逐渐发生的。翻译或转写语言文字作品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主动行为，目的是让不同语言背景的人能够理解作品，对原文语义、语法、文化背景做出重新表达。如对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作品的翻译和转写，经过希腊人、罗马人的保存整理，被阿拉伯帝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学者）研究、翻译和注释。这些文本向西在中世纪教会由经院哲学家进行阐释并流传；向东也传至中国新疆，近年发现亚里士多德文本残篇佐证了这个过程。

当这种文本转化不断扩大，乃至影响一种语言、文字的书写和表达时，语言文字的融合，文化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借鉴也随之实现。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典翻译持续了约一千年（公元2—11世纪），根据中国学者储泰松的研究，这个过程奠定了汉语吸收外来语的基本模式、充实了汉语词汇的家族、丰富了汉语的构词法、加速了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进程、促进了汉语口语化的发展。

秦汉之际，西域语言流动速度加快，语言版图多次发生变动。最初以印欧语系为主，后蒙古高原的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扩大；再后汉语影响扩大，语言类型更加丰富，文字形式更加复杂；最终，印欧语系语言主体退出河西走廊，汉语成为丝绸之路主要交际语言之一，语言接触与跨语言交际成为常态。

在古代西亚，阿卡德语楔形文字（Akkadian Cuneiform）使用近两千年，成为古代两河流域（ancient Mesopotamia）历代国家的官方语言；公元前15至前5世纪使用的标准巴比伦语（Standard Babylonian）是古代西亚北非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对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商用语言；公元前4世纪始，希腊语(Greek)字母文字迅速在西亚、中亚和南亚次大陆西北方扩散，形成通用希腊语（koine），成为一些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字、代表上层贵族和祭司身份的语言文字和商用语言文字。

在东亚，汉字以中国中原为中心，向东西南北扩散。公元前2世纪前后，其成为与西域各国、各边疆民族官方交往用的语言文字，后又成为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官方语言文字和知识书写用语言文字。

文明交往过程中，不同语言文字发生接触，交流呈现更丰富、复杂的样态。楔形文字体系向外传播，开始表达如赫梯语（Hittite）、乌加里特语（Ugaritic，又译作乌迦利特语）、古波斯语等其他语言；在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和阿富汗地区，阿拉米语和通用希腊语在此交汇，促进了婆罗米文（Brahmi）和佉卢文（Kharosht）)等文字体系的形成，并对梵语（Sanskrit）产生影响。

婆罗米文和佉卢文作为早期丝绸之路东段使用最为广泛的文字体系之一，与汉字共同影响着粟特文（Sogdian0、女真文等文字的书写传统。汉字及其部首也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及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文字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宗教信仰

公元2～4世纪是中亚佛教的鼎盛期，当时的佛教中心在犍陀罗（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及罽宾（卡菲尔斯坦至喀布尔河）。此外，丝绸北路上的龟兹和南道上的金玉国都是重要的佛教国家，出现了安世高、康僧会、鸠摩罗什等高僧。中亚佛教在公元11世纪之后逐渐消灭，留下了大量的佛塔、四大石窟、雕刻、壁画艺术。

从公元前1世纪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一千多里，佛教在新疆处于绝对优势，是一片佛国，几乎人人都信仰佛教。来自西域的和尚，甚至直接推动了中土佛教的兴盛。敦煌藏经洞丰富的经变文，见证那个时代的辉煌。然而，随着伊斯兰教的东进扩张，在缺乏中土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下，西域佛国相继灭亡，整个新疆实现了伊斯兰化。

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兴于阿拉伯半岛。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军队的军事征服传播到中亚地区。9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已得到了广泛传播。伊斯兰教凭借武力，即以“圣战”的方式传播到金玉国地区；结束了佛教在这里千余年的统治。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对佛教的第一次沉重的武力打击。从此，佛教势力基本上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这个传统的佛教地区成为伊斯兰教地区和伊斯兰教继续向新疆其他地区传播的重要基地。

交通

汉代通西域的商路主要有两条。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北魏派董琬等出使西域，董琬归来后指出通西域的道路已变为四条。《魏书·西域传》的记载较为简略，郑天挺先生将其考证推测为：

第一道出玉门向西到楼兰，相当于汉代南道的东段。

第二道出玉门向北到车师，相当于三国时的新北道。

第三道从莎车县向西越帕米尔高原，再向西到今阿富汗，相当于汉南北道会合后的西段。

第四道从莎车向西南越葱岭再向西南到今克什米尔，相当于汉南道西段进向印巴次大陆的线路。

参考资料：

文化

丝绸之路

商周时代

商周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途径和规模又有所扩大，人们继续探索通往西域的交通。商代方国众多，商汤时伊尹作“四方献令”，规定诸国前来朝贡的进贡方物。其中西方有昆仑、狗国、鬼亲、枳已、耳、贯胸、雕题、离卿、漆齿，北方有空同、西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犁、其龙、东胡。这些都是与商有来往的方国。方国所献方物，实际上就是这些边远民族与中原的物质文化交流。商代还有从事长途贩运的“旅人”，推动了对外的商贸关系。这时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民族与边地各民族之间，都有“百物”的交换，不仅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还有更重要的人工制品。上文提到的玉石贸易，应该是商代与西北部族贸易的大宗商货之一。通过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涉，商代文明与域外文化的接触联系可能有所扩大。通过北方草原，长城地带的北方民族在向北迁徙时，将商文化中的刀、戈和短剑以及青铜装饰品一直扩散到外贝加尔湖、阿尔泰共和国地区和叶尼塞河上游还通过鄂尔多斯市草原和居延海进入天山北麓，直至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河流域。这些交通线以及后来联系天山南麓和河西走廊的道路，组成中国与其以西广袤世界最早的联系通道。

周代（前1046-前256）建立以后，其对外关系比商朝有所扩大。古代传说中有不少关于周初周边国家进献方物的记载。“贡物”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官方的贸易关系，是一种物质文化交流的方式。周边国家向周朝进贡方物，中原的物产也会输人周边国家。《拾遗记》说，姬诵“播声教于八荒之外，流仁惠于九围之表。神智之所绥化，遐迩之所来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赆于辽险之路。瑰宝殊怪之物，充于王庭;灵禽神兽之类，游集林藥。诡丽殊用之物，镌斫异于人功从这些记载来看，周初与域外交往还是比较多的，传入周代的物质文化在当时已经是十分丰富了。

周朝的势力向西北伸展，与天山南北保持一定的联系，汉族的移民也到达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地方。传说周太王古公亶父派季绰到葱岭以东的地方，“以为周室主”，建立了赤乌国。《山海经·大荒西经》把这个地方叫作“西周之国”，说那里有发达的农耕生活，居民也和周宗室一样姓姬。姬诵（前1042-前1021年在位）时平定殷人叛乱，四邻民族都来朝贺，其中有中亚的渠搜国送鼩犬，康民赠桴苡，还有祁连山脉以北的禺氏（月氏）献。丝绸外销，随着骑马民族的迁徙走遍欧亚草原，这是西周时代以来十分醒目的史实。新疆东部的月氏，帕米尔高原以西的斯基泰，都是活跃在草原、河谷间的骑马民族，他们是丝绸西运的重要中介商。

春秋战国

《穆天子传》所写周穆王西征、东返之路，山川方向，道里远近，叙述明了，实际上就是战国时期中原与西域各部族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商贾之路，是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行的路线，第一段路线大体是：自长安出发，过秦、汉之长水（漳河），历华亭市西北（钘山）、泾河正流（滹沱）、固原市南部（隃）、武威市以东地区（焉居）、武威、张掖市（禺知），至于张掖河流域（阳纡）居延附近（积石）。周穆王到达居延一带后，稍事休憩，即折向西行，入新疆境，至塔里木河流域。然后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过帕米尔高原，经塔什干，进入中亚王母娘娘之邦。周穆王抵西王母之邦后，再北行有“大旷原”，即吉尔吉斯斯坦旷野，那是周穆王西巡的终点。

西汉

公元前141年，刘彻刘彻继位，当时在汉初几代皇帝的治理下，战乱后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已进入了繁荣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汉武帝心中萌生了从根本上解决北方威胁，彻底反击匈奴侵扰的想法。为了完成这一历史大任，汉武帝招募使者出使西域，希望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应募做了使者，张骞带领一众百余人从长安出发，经陇西县进入河西走廊，当时这一带被匈奴占领，张骞和一百多名随从被闻风而来的匈奴俘获。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等人西行目的后，便将他们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地区放牧，还安排一名匈奴女子嫁于张骞为妻，意在监视和诱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骞在匈奴度过了十一个春秋，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一直在找机会脱身。有一天，张骞趁看守一时松懈就和贴身侍卫一起逃了出来。远离匈奴的地盘后张骞二人继续西行，没有食物和水，他们就沿途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他们穿过沙漠戈壁，翻过帕米尔高原，几经奔波到达了大宛，也就是如今的费尔干纳盆地，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地。

大宛的首领对兴盛的汉王朝向往已久，早就想与之相交，但无奈路途遥远且凶险，所以一直未能如愿。当他听到张骞是大汉的使者时，非常高兴，不仅热情款待，还带张骞参观游览了大宛独特的物产资源，比如汗血宝马以及胡麻、蒲桃等植物。临走时首领让张骞带一些特产回去，张骞婉拒了，但向首领要了一些植物的种子。

在大宛首领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几个西域部族，获得了石榴、无花果、胡桃属等水果的种子，最后找到了大月氏的栖息地大夏。大夏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大月氏在此定居，过上了安定祥和的生活，不想再卷入战争。一年后，张骞见大月氏始终不为所动，只好归国。

张骞这次出使虽然没有完成任务，但经过十三年的探访，他对西域各部族的文化、风俗、物产等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为汉朝的饮食发展做出了意外贡献。张骞等人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芫荽、胡萝卜等物产，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中原和西域的本土食材和特色吃法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和创新，从而衍生出越来越多的种类。

几年后，张骞受命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加强了与西域诸部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各部族与汉朝的贸易关系，使得汉朝与西域的交通（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同时对饮食文化的发展有了更大的促进作用。

元朝钞币

元朝钞币，在西域地区也有大量的流通和使用。首先，元朝政府在西域地区也设立了专门负责钞法流通的管理机构。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立畏兀儿境内交钞提举司”；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又“立畏兀儿四处站及交钞库”。孛儿只斤·忽必烈颁行中统宝钞之后，设交钞提举司，秩正五品。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发行至元宝钞后，改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升正四品。交钞库为贮藏、收换交钞的库房。其次，元朝政府还将交钞作为西域驻军及政府机构的经费。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正月，“阿老瓦丁将兵戍斡端，给米三千石、钞三十锭”；次年二月，“以斡端境内蒙古自治区军耗乏，并汉军、新附军等，赐马牛羊及马驴价钞”。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正月，“命万户綦公直戍别失八里，赐钞一万二千五百锭”。此外，元朝政府还用钞币来赈济西域地方居民。如在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10月，“都护府言合剌禾州（即高昌畏兀儿地方）民饥，户给牛二头、种二石，更给钞一十一万六千四百锭，籴米六万四百石，为四月粮赈之”。

其它文化

西域风土记，书名。又名《大唐西域记》。东汉班勇撰。班勇自幼随父在西域成长，深悉西域道里、风土、政治等情况。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班勇为汉西域长史后，以亲身见闻写成此书。范晔撰《后汉书》即据此书写成《西域传》。久佚。

西域长史，官名。汉代西域都护属官之长。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以班勇为西域长史，执行都护的职务。治所在柳中（今新都善县西南鲁克沁）。魏晋沿置，移治于楼兰故城（今新疆罗布泊西北）。

西域火龙出自《汉武洞冥记》。传说刘彻时，西域献来火龙，长七尺。在日光下看，如同火炬聚成。

西域是近世最早发现简牍的地区之一。中国简牍发现出土，早在西汉就已经开始，主要包括：西汉武帝初年，鲁恭王刘馀拆毁孔子旧宅时在夹壁中获得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文言文经传数十篇，也就是著名的“孔壁中经”；西司马炎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在汲郡（今卫辉市）战国墓里出土的《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师春》《琐语》等一批竹简古书，也就是著名的“汲冢竹书”。这两次简牍的发现对后来的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发现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由新疆尼雅、甘肃敦煌市到全国各地不断发掘出土的简牍文献。这批简牍不仅将中国简牍的出土地域扩展、书写时代拉长，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均远远盛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发现。

1901年初，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斯坦因抵达尼雅遗址并发现40余枚文言文木简及524枚佉卢文木牍，从此拉开了20世纪中国简牍百年发现史的序幕，之后又曾先后17次分别在尼雅、楼兰、罗布淖尔、土垠、巴楚、吐鲁番市等地共出土两汉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简816枚。这开启了近代以来古简发掘的大门，重新引起了各界对古代简牍这一特殊文字遗迹的空前关注。

从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西域简牍主要分布在今天新疆的南疆地区，具体来说就是塔里木盆地的部分西域古城郭遗址，如尼雅遗址、楼兰遗址、于阗遗址等，占西域简牍出土总数的90%以上。另外，近年来在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古代遗址中，比如入选“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的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就出土唐代简牍119枚，这些新出土的古代简牍，无论从地域还是时间上，均不同程度地充实了西域简牍的构成。

西域汉文简牍的书写时间主要是汉至魏晋，其中：两汉时期的西域简牍主要集中出土于尼雅遗址和土垠遗址。尼雅木简主要集中出土于斯坦因编号的N5和N14号遗址，这里应该是当时精绝国的宫廷所在地。尼雅木简均无明确纪年，但是根据内容大致分为西汉简、新朝简和东汉简三组。

西域简牍是中国古代简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承载着珍贵的史料信息，而且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今天增强文化认同，践行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具有重要载体价值和研究价值。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成书于东汉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作者是东汉时期的班固，班固（公元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地区）人，是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

《汉书·西域传》是《汉书》中的一篇（卷九十六）。《汉书·西域传》详细记载了西域各国的地理位置、山川形势、人口数量、兵力分布以及它们与汉朝的政治关系。书中还提到了汉朝在西域的屯田、设官、通商等重要举措，展现了汉朝对西域的经略和开发过程。此外，该著作还反映了西域诸国的社会制度、民族风情和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内容，为我们了解古代西域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部著作兼有民族志资料和区域地理志资料的性质，是研究两汉西域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

唐代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西行取经，历时十数年，行程5万里。

归国后，由唐僧口述亲身游历西域的见闻，经其弟子辩机笔录，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成书《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10万多字，按照玄奘行程顺序，记述了他亲身游历的110个及路途传闻所知的28个城邦、地区和国家的概况，翔实记载了当时被称为“西域”的中国西部、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广大地区的面积、首都、地理、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等情况。如还原成当下的国家地域，这些地区覆盖了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也包括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还有西亚的伊朗、阿富汗等国，以及地中海以东、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等。

《大唐西域记》是记载公元7世纪上述国家和地区情况最系统、最详细的版本，拓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反映了丝路之上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为后世保存了珍贵史料，为考古发掘提供宝贵线索。对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规模庞大的那烂陀寺遗址和艺术瑰宝阿旃陀石窟等著名文化古迹得以发掘和复原。可以说，《大唐西域记》的问世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有着突出贡献。

1981年，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市吐峪沟石窟发现了这本书的残片 —— 这是《大唐西域记》数十种版本中年代最早的写本，成了唐僧与曲文泰友情最坚实的见证。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左都御史何国宗奉命与努克三等率钦天监西洋人往伊犁测绘学天度图，测定东西南北里差，实测各直省及蒙古诸地高度偏度，奏准载入时宪书一并颁发；又奉爱新觉罗·弘历命，率西洋人艾启蒙等往伊犁，自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分西北两路，实测新疆纬度，并绘以图。起初虽然仅仅只是设想补充《皇舆全图》，但这已成为编纂《西域图志》的开端。

第二年，乾隆皇帝又令已在新疆清统一准噶尔之战军的刘统勋，协同何国宗考察新疆地理现状与历史沿革，编辑成书。这道旨意便是《西域图志》编纂工作的开始，但当时还未拟定具体书名。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五月，清平大小和卓之战已平定，乾隆帝命明安图率测绘学回部舆图。测绘工作主要在天山南路开展，从哈喇沙尔以西开始，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测绘了当时属清政府管辖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测绘工作完成，整理汇编后的资料就是《西域图志》的雏形。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谕令由军机处方略馆继续整理编纂《西域图志》，总裁为军机大臣富察·傅恒，纂修规格再次上升。编纂工作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底完成，共46卷，定名《皇舆西域图志》。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西域图志》修改完成，共52卷，为最后定本，交由武英殿印行，缮入《四库全书》，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武英殿刻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图书馆藏清光绪（公元1875年至公元1908年）铅印本。

《西域图志》有乾隆二十七年初刻本，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光绪铅印本，光绪十九年石印本等。《西域图志》是经入疆实地测绘两次，学术考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基础上编纂完成的，资料周详质实，数据真实可靠，极其珍贵。

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