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钞关(明清两朝的税务机构)

来源：互联网

淮安钞关（Huai'an Custom，别名：淮安关、淮安关、淮关），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板闸镇，是明清时期中央设在地方的税务机构。其是征收来往船只货物税收的重要关卡，直接由户部管理。淮安钞关曾是中国“八大钞关”之一，也曾是中国最大的钞关。淮安钞关由关口和关署两部分组成。其中，关署是淮安钞关的管理机构。关楼则是查验报税的工作之所。截至2024年，淮安钞关遗址全长400米，尚存钞关码头6处、石质驳岸以及1处钞关旗杆遗址。修复后的淮安钞关共占地22.4亩。

明代初期，朝廷只收商税，不在运河设卡。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后因宝钞滥发，贬值很快，百姓弃之不用。朱瞻基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为增加税收，强行推广纸钞兑付，在南京至北京大运河沿线设立钞关，收船料钞。其中为方便在淮安拦船收税，设置了淮安钞关。从朱祁镇正统六年（1441年）到朱见深成化七年（1471年），淮安钞关曾数次被撤销或重置，其后长期设置。弘治六年（1493年），政府又规定关税用银两折收，但钞关之名未变。清顺治二年（1645年）沿明旧制，仍于淮安分设钞关、淮仓、清江厂三处关榷，分别称为户部分司与工部分司。到了清康熙九年（1670年），朝廷将户部所属淮安常盈仓的储粮和工部设在清江浦兼管收税和造船的抽分厂两大块业务一并划给淮安钞关，由此淮安钞关成为中国最大钞关。清雍正五年（1727年）和七年（1729年），宿迁关和江海关庙湾口（在今阜宁县）也划归淮安钞关管理。乾隆时，淮安钞关年收税达五六十万两，占国库收入的1%，关税最高峰为62.3万两。清末，运河漕运逐渐衰败，淮安钞关税收大减。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户部裁撤淮安钞关，淮安钞关监督移交淮安府地方兼理。次年，淮安钞关监督改由两江总督奏派。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政府实施财政改革，实行货物就厂征收统税，取消各地关卡，淮安钞关最终被撤销。2007年，中国政府对淮安钞关遗存进行了修缮和复建。2008年，淮安钞关修复工程竣工。

淮安钞关主要有财政和讥察的职能。其在遣官管理、划分税课项目、厘订税则、管理税关行政、解发税银等方面形成了系列严密规范的制度。淮安钞关在中国税务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它也彰显了中国古代官署的文化特色。

历史沿革

设立背景

2300年前，夫差凿通里运河（古称邗沟），开始用漕运连通江、淮，贯穿淮安市与扬州市。隋唐以来，淮安是南北水运的枢纽，漕运、盐运的中心，素有“七省咽喉”之称。每年，数百万石的江南的粮米，均要循河北省上，直送京都。每年经淮安南运的纲盐，有140余万引（每引约100公斤）。除漕运、盐运外，过境的杂货数量也很多。当时淮安还是朝廷收取关税的要地。

明代初期，朝廷只收商税，不在运河设卡。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后因宝钞滥发，贬值很快，百姓弃之不用。朱瞻基宣德四年（1429年），朝廷以“钞法不行，设关收钞”为由，在南京至北京大运河沿线淮安市等“客商辐辏处，设立钞关，收船料钞”，其直接目的是按照船只大小、路程远近收税，强行推广纸钞兑付，同时也起到“为国课而足国”（增加朝廷税收）的作用。因为是用纸钞兑付，故称钞关。又因朝廷收税被称为“榷税”，所以钞关也被称为榷关。其中淮安钞关设置于板闸，方便拦船收税。

发展历程

淮安钞关归户部管理，多用主事，正六品，明正统以前还曾设有监收船钞御史。从朱祁镇正统六年（1441年）到朱见深成化七年（1471年），淮安市钞关曾数次被撤销或重置，其后长期设置，是大运河沿线常设的崇文门（北京）、河西务（天津市）、临清市、淮安、扬州市、浒墅（苏州市）、北新（杭州）等七关之一。这期间，景泰六年（1456年），朝廷撤回主事，令府委佐贰监收或巡按御史兼管淮安关。在成化元年（1465年），政府规定钱、钞均为本色；成化七年（1471年），明朝政府开始设置工部的抽分厂，直接隶属于工部。弘治六年（1493年），政府又规定关税用银两折收，但钞关之名未变。同时，专差南京户部一员一年更代管理淮安钞关。钞关与工部抽分在成化、弘治年间基本上制度化，从而形成了独立于传统商税制度之外的征榷系统，即钞关征税制度。淮安钞关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中国古代商税制度发展的产物，也是明代经济发展的产物。

清代顺治初年，淮安钞关关税额定为2.278万两。顺治二年（1645年）沿明旧制，仍于淮安市分设钞关、淮仓、清江厂三处关榷，分别称为户部分司与工部分司。随着清代商业经济的发展，淮安钞关的征榷制度更加规范化、严密化。到了清康熙九年（1670年），因运河一线十里三关，不便商民，朝廷将户部所属淮安常盈仓的储粮和工部设在清江浦兼管收税和造船的抽分厂两大块业务也一并划给淮安钞关，只派关差一人督管。当时，钞关管辖范畴达4万平方公里地区，成为中国最大钞关。康熙帝末年，朝廷将淮安关税归并总河衙门管理，以便河工用款。清雍正五年（1727年）和七年（1729年），宿迁关和江海关庙湾口（在今阜宁县）也划归淮安关管理。从此，淮安市关纳课范围，东西有数百里，南北几乎有千里，征税大关有板闸、宿迁市、庙湾口3处，征收零星小税的分口有单湾口、外河口、天妃口等处，分巡口4处，暂巡口7处，构成了致密的征课网络。在雍正年间，自内务府总管年希尧任淮安关监督并代管景德镇御窑厂后，淮安钞关监督皆用内务府司员，并有专折奏事之权。当时，淮安钞关关税便达23万两，且常居中国前三位。乾隆九年（1744年），淮安钞关过关豆货约达五百余万石。乾隆四十一年（1775年‌），淮安过关绸布船计376只，杂货船3896只。乾隆时期，淮安钞关年收税达五六十万两，占国库收入的1%，关税最高峰为62.3万两。嘉庆初年，淮安市关税收定额326479两，位居全国第五。

清末，随着陆运、海运开通，运河漕运逐渐衰败，加上淮安钞关关上贿赂风盛，淮安钞关税收大减。《同治重修山阳县志》载，淮安钞关自爱新觉罗·旻宁十一年（1831年）后统宿、海两关，共应额征税三十六万四千三百六十三两有奇。而咸丰、同治至光绪年间，淮安钞关税额仅存二、三万两，其后即连同盐钞额一万两，都不过六万两上下。于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户部裁撤淮安钞关，淮安钞关监督移交淮安府地方兼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淮安关监督改由两江总督奏派。

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政府实施财政改革，实行货物就厂征收统税，取消各地关卡，淮安钞关最终被撤销。

2007年，中国政府对淮安钞关遗存石驳岸、码头进行修缮，部分建筑石构件出现开裂，紧急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并复建了堤岸墙以及多处旗杆。

2008年，淮安钞关修复工程作为淮安市“运河文化长廊”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正式竣工，该项目由东南大学规划设计院完成。修复后的淮安钞关共占地22.4亩，对已毁的运河两岸关楼、牌坊、码头等建筑都进行了恢复重建。

截至2024年，淮安钞关遗址尚存钞关码头6处、石质驳岸以及1处一根高17米的钞关旗杆遗址，该遗址全长400米。

主要职能

财政作用

朱瞻基初设淮安钞关，挽救钞法是财政政策之一（即朝廷于各津路要塞设钞关，以征收商货税款，并准许商贾在商运中心用“大明通行宝钞”缴纳税款，以疏通宝钞，并趁机增税），其后将其变为常设榷课机构也是出于增收国赋的目的。到清代，榷关税成为财政的第三大支柱。

明朝

淮安钞关在明代设有钞关、淮安仓（又名常盈仓）、清江厂（又名工部抽分）三处关榷，前二者直隶户部，后者直隶工部。当时淮安钞关的关、仓、厂都在运河一线之上，相距十数里，抽征税收的任务比较繁重。

钞关创设于明宣德四年，其关署设置于淮安城西北十二里的板闸镇，大关之外设有军饷、上一铺、下一铺、草湾、外河等十二处分口。专征船料，不税货物。

淮安仓是明初所设。永乐年间漕粮都是民运，当时设置淮、徐、临、通四仓储存漕粮，以便分段转运。淮安仓也称常盈仓，由户部委派司官一员管理。成化年间改行长运，运输军押粮直达通州，于是淮安仓改成存储榷关支卫所月粮及出运的行粮。嘉靖、隆庆年间增设四税，分别是：杂粮、脚抽、斛抽、济漕四项。万历八年（1580年），经抚按题准，将淮安府所属四税改归淮安仓征收。

清江厂设于明景泰年间，专门负责修造运船，兼征船料，为三十分抽一。其位于淮安市，由工部都水司司官一员督理。清江厂主要抽征竹木、钉铁、油麻等物。最初清江厂抽税没有定额，每年大约征收白银一万二千余两，后来因课税额入不敷出，逐渐征收船料与货物。明朝政府允许工部分司设卡抽分，以弥补清江督江南造船造船经费的不足。其中，有关修造漕船的税项有：抽分、羡余、船钞等三项；有关兼河工的税项有：由闸、石价、梁头、扣利、折夫等五项。

清朝

清顺治二年（1645年）沿袭明朝旧制，仍于淮安分设钞关、淮仓、清江厂三处关榷，分别称为户部分司与工部分司。康熙帝九年（1670年），因运河一线十里三关，不便商民，便将淮安市仓、清江厂归并淮安一关，只派关差一人督管。康熙末年，曾将淮安关税归并总河衙门管理，以便河工用款。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又陆续将宿迁关、原属江海关管辖的庙湾口海关归并淮安钞关管理。从此，淮安钞关纳课范围，东西有数百里，南北几乎有千里；征税的大关有板闸、宿迁市、庙湾口三处，征收零星小税的分口有单湾口、外河口、天妃口等处，分巡口四处，暂巡口七处，构成了致密的征课网络。清代雍正、乾隆、爱新觉罗·颙琰时期经济贸易飞速发展，使得淮安钞关课额频繁增加，由此成为全国重要的榷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经奏准，淮安钞关自当年始，将超额征收的银两全部上交充公帑。乾隆嘉庆年间的淮安钞关税收比明宣德年间增长了近4倍。

清代中后期，随着黄河北徙，漕粮与其他大宗物资转由海运，淮安市商品流通量大幅下滑，而商品绕越逃税也愈演愈烈，淮安钞关税额大减。咸丰二年（1852年），黄河在沛丰邑决口，运河浅阻，淮安钞关征税年额短收20余万两，经奏准减半征收。又由于太平军攻下南京，商旅大受影响，从咸丰三至六年，淮安钞关征税额均减免8成。咸丰十年，捻军攻陷清江浦等处，南北舟楫不通，此后淮安钞关的征税额均减免7成。同治五年（1866年），其征税额又减免9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淮安关监督改由两江总督奏派。

民国

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实行货物就厂征收统税，取消内地关卡，淮关遂被裁撤。

讥察作用

古代曾经设关，讥而不征。但明清淮安钞关则寓讥察于征榷之中，利用它来监视地方密报民情，牵制封疆。明代淮安钞关所设兵丁，不只保护关署，其巡查、督课也与地方治安相关联。清代则设置巡检司，以加强护税，并派千总率兵丁守护淮关金库，保护关署，通关验货兼掌治安。

规章制度

钞关制度一旦从商税制度中独立出来，便显示出与传统的税课不同的特征。淮安钞关是典型的户部榷关，具有榷关制度的特征。淮安钞关在遣官管理、划分税课项目、厘订税则、管理税关行政、解发税银等方面形成系列制度，并且日趋严密与规范。

遣官管理

淮安钞关又称户部分司，直属户部，一切榷务都要经由户部贵州司稽核管理，管理淮安钞关的官员，也由户部派出。明朝设钞关之始，便由户部司官掌理收钞，同时也派御史监收。如景泰元年（1450年）派户部主事管关，一年一更代，其后曾一度委任淮安府佐贰官管关；成化元年（1465年）复派主事管关；弘治六年（1493年）因其税钞不多，改由南京户部司官管理，直到明朝终结也没有改变。清代称管关司官为监督，又称关差。顺治初年开始派户部汉司官一员，后改派满司官、汉司官、笔贴式各一员，康熙帝中又改派各部院司官一员。自雍正年间内务府总管年希尧任监督后，淮安关监督一差实际上成为内务府的专差了。

淮仓的主官职位，明代差户部司官，清代仍如此，康熙九年（1670年）省去该官职。清江厂主官明代由工部都水司司官管理，清初曾差户部司官，后仍改归工部，也于康熙九年裁省。

淮安钞关的主官职位，无论是明代的主事，或是清代的监督，都由中央派出，凡赴任的司官除颁给敕书、关防外，还给予任职官员一道精微的批文，以表重视。明代差官的考核，是要求差官每年填写稽考簿三扇及税票。清代则填注稽考、循环、亲填三河及收税红单。差官由中央派出，一是便于中央直接控制商课财源，随时调解财政政策及办法，以达到便商民、裕国课的目的；二是提高税官的社会地位，使其钦差离京，受到地方督抚的优待，便于震慑弹压抗税的人。这种专差管关的办法，优于地方官兼办的传统。淮安关监督除征收通关税课、登录簿册、红单、汇解税银、管理钞关行政之外，还负有执行贸易禁令，清查违禁品、讥察肃清地方不法之徒及密报民情等使命。

划分税课项目

淮安钞关在明代有定额税银、余饶银、火耗银的划分，清代则增加了铜斤水脚银、陋规银等名目。

定额税银

定额税银是指按照征税则例所征收的每年数目确定的税课。这个确定的数目是相对稳定的。明代钞关初立时，主要为回收钞贯，随通关船只的多寡而征课，并没有定额。成化元年（1465年）实行钱钞各半兼收，弘治六年（1493年）开始折银征收。这时的课额约合银一万二千余两。嘉靖年间实行本折轮收的办法，万历年间一律折征银两，这时的定额为本色钞三百万余贯，钱六百万余文，折色船料正余银二万二千七百余两，较前增加近一倍。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八钞关增银八万二千两。之后至崇祯十三年，陆续增加淮安市关课额，增至七万六千七百余两。

清顺治二年（1645年）税银即定额为五万零四十七两，九年增为五万八千三百余两。康熙帝九年（1670年）关、仓、厂合并。先是淮安仓于嘉靖四十二年并征淮安地方税四千六百余两，万历八年又兼征淮安府四税银二万五千两，另有灰契小税银一千二百余两，总额为三万零八百余两。清江厂在明代初无定额，每年有关船料的抽分、船钞、羡余项下征银约一万二千余两，后渐定为二万一百余两。清顺治增额一万两，共征银三万一百余两。其中，有关河道钱粮的税收在由闸、折夫、石价、梁头、扣利项下共征银二万三千余两；总计厂课为五万七百余两。康熙帝二十五年（1686年）增加淮安钞关买铜银额，关税定额增至六万九千余两，如此关、仓、厂合计共定额十五万七百余两。其后，陆续加增帮庶吉士银、景山兴庆阁教习肄业处公费银、光禄寺行户拖欠银等，至康熙末年定额为二十万五千四百余两。

本来钞关征课如同田赋、盐课一样，必须有一个限额。但实际上明朝后期淮安钞关的关税定额屡增，直到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才稳定下来。不过在定额之外，还有第二、第三定额。

盈余银

明代称为余饶银。这项税银是依据征税则例征纳的，是超出定额税银以外的部分，因此也称溢额银。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户部下令淮安钞关将余饶银归公。虽然各钞关都有余饶，但数量有限，尤其是万历年间定额屡增，需盘剥搜刮商民才能足额，没有余饶。清代军费短缺、急需拨款时，采用溢额议叙的制度以增加税课，然而因地方上破败荒凉，没有征收到盈余。康熙中期以后，经济有所恢复，有了盈余，但大多落入钞关监督的个人腰包。雍正中期，大力整顿钞关，采用严密监察加奖惩的办法迫使钞关监督增收并报盈余。淮安钞关在雍正十二年至十三年一年内报出盈余银二十一万二千八百余两，加上定额税银二十万五千四百余两，突破了四十万两。乾隆，则开始了钞关监督追逐盈余的时期。户部先后采用了三种考核法增收盈余：一是与雍正十三年比较，一是与上届比较，一是与上三届比较。如与雍正十三年比较，即以这年的盈余为标准定额，凡达不到这一盈余定额，监督就要受到赔补税银及议处的惩罚。据档案记载，乾隆四十年至六十年之间监督赔补税银的有七例，有的赔补一万两，有的赔补一半，有的分年全部赔补（六万九千两）。由于盈余的增加，淮安钞关已成为年征五十万两税银的榷课大关，最高年分可达年征五十四万余两。爱新觉罗·颙琰四年（1799年），清政府直接将淮安钞关盈余固定为十万一千两。嘉庆九年，又增加为十二万一千两，成为实际上的第三定额。盈余银在未有定额之前，是个弹性金库，可以无限制地征收税银，而又不承担加增税收的责任。这是嘉庆年间在盈余萎缩情况下，用确定税收定额来保住最高税收盈余的措施。

火耗银

这是白银折收税课后出现的，约始于元代。田赋折银有火耗，商税折银也有火耗。明弘治年间，淮安钞关钞折收银两后，便也开征火耗，当时征收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二十左右。天启崇祯年间钞关增税，连火耗也要加增。清前期淮安钞关的火耗银征收没有太大的限制，一部分用于办公，一部分润肥。乾隆元年，规定淮安钞关每年征收十分之一，充当钞关经费，监督另外给钱养廉。

铜斤水脚银

铜斤水脚银主要出现在清代钞关税课中。清初为解决工部宝源局、户部宝泉局鼓铸所用的铜斤，户部令关差、盐差、芦政差采办铜斤。顺治二年（1645年）令淮安钞关动用税银一万两办铜，顺治九年增为二万两，办铜三十万余斤。康熙帝二十五年（1686年），仍办铜三十万斤，因铜斤加价，需用银三万六千余两，后因钞关监督公务繁忙，改为委托商办铜斤。康熙五十四年议定，关差办铜停止，原支运送铜斤所用的铜斤脚价银照例解送户部，每斤脚价五厘，总计银一万五千三百余两（其中应解送水脚银九千二百余两，节省水脚银六千一百两）。而此项税银载入会典，成为淮安钞关的第二榷课定额。

陋规

陋规主要出现在清代钞关税课中。陋规与火耗一样，都是税外之税。陋规也称陋例、规礼就是钞关巧立名目，勒索商人，擅自加征、额外多取的税项。清初，淮安钞关的陋规有楼税及客费、揽头、看舱、照票、扦量、算手、抽单、桅封、小饭钱等名色（总称饭食）。在榷关税耗羡归公过程中，大部分陋规都革除了，但仍保留了三厘饭食、罚倍等陋规。此外还有平余银、加平银等名色的税项。

厘定征税则例

钞关征税则例主要有船料则例与货税则例两大类。税率方面，明代的商税三十税一，榷关税基本上遵循百分之三的比例征课（有人统计过税、坐税等商税的总合为十一税）。清代的税率可以推断为百分之三。因此，明清的榷关税是一种薄税。

船料则例

淮安钞关的船料则例一般有以下情形：

1、船料则例变动有加重税课之趋势。明代的淮安钞关最初依照“每船百料，纳钞百贯”的规定纳课，后改为六十贯、二十贯，景泰中期，减为十五贯。其纳课原则是“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万历会计录》有对淮安钞关的船料则例记载，如：“重、河、赣、剥、摇、航、棹等船若为五尺，则课税钞五贯，钱十文，共折银二分九厘；若为一丈，则课税钞三十八贯，钱七十六文，共折银二钱二分二厘，等等”，课税不重。之后课税项目又区分为补料、加补料、平料、加平料，课税额则有所加重。又如：崇祯五年，规定“一丈的船，课税平料银五钱六分，加平料银八钱零五厘，补料银一两一钱二分，加补料银一两六钱一分”，如此所增加的课税额不止一倍了。清代修订船料则例规定：“里河装并北河来的五尺船一只，纳银三两八钱一分二厘”，清初与明朝万历则例的税额比较，是其一百三十倍。乾隆，“新则例较旧则例，五尺小船加至百倍以外，一丈六尺大船加至二十余倍以外，又如南河、北河等类增减不一，正额外俱有加耗、杂费” 。

2、则例变动远远落后于实际生活。如康熙帝二十五年大旱，河道浅阻，千石以上大船牵挽困难，遂改小船，监督杜琳变更旧例，将船只按大小分为正单、分单两类，按尺纳税，粮食签量石数，货物计担纳课。之后沿用下来，却一直未入税则，直到雍正七年，才刊入税则。所谓的雍正新税则，延续数朝，实际生活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则例并没有变动。

货税则例

货税则例一般区分为衣物类、食物类、用物类、杂物类等四大类，主要是依据通关货物的精粗、时价的高低来确定的。明代，淮安仓已有货税则例。清江厂初不征货税，后因课额不足也征收了。清代，仓、厂并入淮安钞关后，货税则例也刊入税则。乾隆以前，开载则例计价征银，依照货物价格分别征收白银一分、二分、一钱、二钱，至一两、二两不等。乾隆以后，则依四大类开载：“凡商货计担科税者为多。有计足、块、付、驮、捆者，各因其物，各征银一分至三两。均按部颁现行条例征收。”

管理钞关行政

管关的司官很重视淮安关的税务行政，通过不断改进管理办法，保证榷课的正常进行。钞关行政主要是用人与经费问题。淮安钞关任用吏员及胥役从事看守衙署、关口，收纳商贾税银，登录簿册，巡视分口，稽察走漏，看管关库，解送税银等项关务。

用人

明代任用收料官一员，由淮安府委送。其下有收料厅书手三名，书办吏十四名，听差舍人二十四名，快手二十八名，阴阳生一名等，共约二百五十余人。淮安府派委官由佐贰官内选派，吏役都由徭编内轮派，定期更换。

清代任用笔帖式，顺治六年（1649年）起派遣一员，为副监督。康熙五十年间裁撤该职位。乾隆四年（1739年）重新派遣内务府笔帖式二人，称委员，仅作为监督的帮办，三年期满，回京叙用。税课司大使一人，原隶淮安府，专收境内落地各税，按月解交关库，不由淮安府考核。板闸巡检一人，由淮仓大使改置，驻扎巡守。其下分设经制书吏八名，柬房五名，清字清书四名，承差十名，大缆更夫五名，桥夫十二名等，淮、宿、海三关合计四百五十余人。编制之外的吏役则无法统计。

经费

淮安市钞关办公经费，主要包括笔墨、纸张、心红、油炭等。另外大宗开支为吏役工食。明代设关之初，这些经费都是向地方派办，嘉靖中改由钞关自行支销，其中规定每年办公开支为十二个月用银三十九两，从纸价、赃罚银中开支，不足部分从榷税银两中支取。吏役工食取给于羡余银（即火耗银）。清代淮安钞关经费也从火耗、盈余中支销。乾隆元年实行钞关税耗羡归公后，经费从加征的十一税中开支，不足的部分由盈余银中拨补。乾隆初年淮安钞关每年经费约计五万余两，从加一征耗、倍罚、三厘饭食内开支不足，又从盈余银内支取六千四百余两。淮安钞关监督奏准，每年准拨办公银一万两，用以开支委员（笔贴式）的养廉等项用途，余款解交内务府。

解发税银

明代淮安钞关征银，每天由差官督同委官秤收，然后立即封固送当地府州县收贮。累积到千两时，在差官与委官的共同监视下，将银两全部煎成银锭，银锭上鏨凿重量及委官、银匠姓名。每满一个便季度查对数目，查对无误后装鞘，差员类解本部。清代淮安钞关征银，分口征收零星小税，大宗税银直接送大关交纳。税银贮存于关库，按季度装鞘差员解送户部。

机构设置

淮安钞关坐落在淮安板闸镇运河北岸，由关口和关署两部分组成，建筑风格均以青砖、小瓦抬梁结构硬山式为主，也有部分主要建筑如大堂等使用悬山式建造。钞关关口和钞关关署相邻。

关署

淮安钞关的关署是淮安钞关的管理机构，行政机关。淮安钞关的主要职能是税务征收，关署还要制定税务制度，以及进行税收分配。明清时期运河船只，虽承载物品、等差各有不同，以及各时期征收项目有所变化，但税率基本稳定。商户船只过关时，船主或主要负责人需亲自填写税项，钞关官员再依据船主申报填写内容，核实后征收相应数目税款。货税一般分衣、食、用、杂四大类，依据船载货物价格、精细定税，分别征收白银一分、二分、一钱、二钱，一两、二两不等。“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是明朝时船料税主要征收方式，主要是依船体规模。“里河并北河来五尺船，一只纳银三两八钱一分二厘”即为清代船料税征收方式，课税加重变细。钞关税款征收后，除户部允许的少量税银留作钞关开支以外，需要全部上缴户部，朝廷也可定额拨解款项用于救济、军饷、修河等用。

淮安钞关的关署设在板闸镇东街、西街中间，整体建筑规模较大。署后以钵池山为峦，其中山子湖相嵌。总体布局是封建时期典型的官署传统格局，规格、等级在淮安次于漕运总督署，但高于淮安府署。关署建筑分为三路，即中、东、西，中路建筑由大门、二门、大堂、二堂、内宅门以及十一间楼房等建筑组成。大门两旁各有石狮一座。石狮后面左右各建有鼓亭一座，每天早晚奏乐，大门对面照壁左右各有一根很高的旗杆，东西出口处各有一座辕门，在东辕门外左方东南角有一座更楼。大门内左边有一座关帝庙，二门内是东西配房，向后先是大堂、二堂、后花厅，再后是上房。出后门有一座大花园，叫后湖。监督署周围有一圈高一丈五尺的土坪子。

关署大门三间，由明万历年间淮安钞关主事杜学大修建。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年），时任淮安市关监督的杜琳重修，并在原有建筑基础之上建高五尺有余，并勒石“平政”碑记嵌砌于东墙之上。大门正南甬道之上有牌坊一座，曰“楚水司储”。东西各设辕门牌坊一座，东曰“筹国”，西曰“惠远”，与南侧牌坊间用栅栏相连，内侧两端各有旗杆一根，均有台基。关署门前明朝时曾立有牌坊两座，一曰“赞巩金瓯”由明朝万历年间钞关主事程子侃修建；一曰“裕国通商”在辕门南侧，勒有“淮海雄关”石碑一座，也由杜学大修建，清朝之时均毁。

关口

淮安市钞关有关楼一座和其他附属建筑，专门办理货船查验报关收税等事宜。整个通关过程为：钞关首先告示查船时间，其次通知备查船主、再次船主候查，每日放关（查验货船报税）时由督检率领各班各行业人员，如“扦子手”“钞户”以及武弁（即卫队）等乘巡船到货船上办理报关各项手续。“扦子手”负责测量；“钞户”将货物分类后按税率核算税额，填写税单；武弁护卫。未办理通关手续的船只一律不得通关，至每日酉时（下午六时前后）封关，用数条渡船连成一条船桥，由河东关口延伸到河西岸，一切往来船只到此就无法通行了。最长之时，等待过关之船舶排队长达十余里。淮安钞关所属各关口，包括钞户及其头目、巡查人员、卫队、更夫等有1000人之众。

意义影响

淮安钞关在中国税务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它也彰显了中国古代官署的文化特色。

意义

由于运河是盐商运盐的重要通道，淮安钞关从盐商手中征收的税银、从漕船征收的粮食流通税等，使其在明清时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淮安钞关的征税银从明至清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明成化年占全中国赋银的3%，至清乾隆、爱新觉罗·旻宁年间其占比已升至11%。乾隆年间，淮安钞关税银收入高达62.3万两，居当时中国八所钞关之首。淮安钞关也得到了关税“居天下强半”“天下盐利淮为大”的赞颂。因此，淮安钞关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榷关之一，在明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影响

淮安钞关从明朝开始设立，税关工作人员有数百人，每年收税达数百万两白银。大批理漕官吏、卫漕兵丁、盐务、税务官员驻扎淮安，千百艘货船的船工水手、漕运官兵要在淮安停留接受盘查，南来北往的商人在此进行货物交易，旅客也常在这里停留。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加强了南北物资交流，并直接促进了淮安商业的繁荣。明清时，百货山列，有“市不以夜息”之说。清代，淮安城内就有来自江南各地的会馆几十家。特别是由于漕运兴起和淮安钞关的设立，促进了板闸的兴盛。板闸成为大运河畔重要城镇，“板闸”之名也流传开来。《淮关小志》中有诗云：“板闸人家水一湾，人家生计仗淮关。婢赊斗米奴骑马，笑指商船去又还。”其生动描述了板闸镇经济富庶发达的景象。

淮安钞关税对商业有阻碍作用。这种阻碍作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淮安钞关贯彻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二是由于淮安钞关弊政层出不穷。钞关及钞关弊政不但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减损了商业资本的积聚。